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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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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外有无郭区(细论大都无城之秦汉三都-2)  

2013-11-24 08:51:55|  分类: 问题检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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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认为,“整个长安都城,应该包括内城和外廓(同“郭”。以下均写作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长安“所谓‘经城洫,营郭郛’,说明当年经营的长安,不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1]

     具体而言,“长安城外存在着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2]。当时的渭水位于北城墙以北约 1.5公里以外,“渭水实际上就具有北郭以外大城濠的作用。当时北郭的市区和居民区,就分布在北城墙以北、渭水以南的三华里范围之内。向东延伸到宣平门(东墙北门)以外广大地区,向西延伸到雍门(西墙北门)以外地区。有不少居民的‘里’,就分布在这些郭区”。杨宽认为,长安的东郭则是利用漕渠作为防御的城濠的,“漕渠即是《水经注》所说的昆明故渠,它以长安西南的昆明池作为水渠,引渠经长安城的东南,折而斜向东北,进入渭水,正经过长安东城墙的霸城门、清明门和宣平门外,因而可以利用为东郭的屏障”[3]

 


杨宽梳理传世文献对汉长安城城郭上“门”的称呼,指出“内城的门称为城门凡是城门以一个字为名的,每多加上“城”字称为城门。如覆城门、章城门、洛城门、厨城门之类,外郭的门就称为都门”。如“北郭在横门以北有都门,东郭在宣平门以东有东都门”[4]

关于先秦至汉代的郭区,杨宽明言“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连结,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来流行的办法。兼用遭运的河流作为外郭的屏障,是西汉长安所开创的办法”[5],并未说当时筑有郭城城垣。所以以“没有关于修筑所谓汉长安城的外郭城之记载”,“城外还未发现郭城或北郭和东郭的墙垣遗迹”为据的驳议,恐怕就属无的放矢之论了。而不认同汉长安城有“大郭”的刘庆柱也承认,“西汉中期,汉武帝修筑漕渠……形成了汉长安城以东的一条屏障,西汉中期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条渠与宣平门以东的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所谓东都门不过是座象征郭门的建筑”[6]。尽管关于“祖道”名称,东都门是否仅为一座桥和象征性建筑,其究竟在漕渠上还是漕渠外等细节上,杨、刘二位先生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东郭门的存在、时人习惯于把长安城和漕渠之间视为“东郭”的问题上,二者的观点已大致趋同。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按前述刘瑞的分析,城内宫室建筑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那么是否惠帝筑城时是先以城池为郭,及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亦多居民,时人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是可能的。刘运勇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8]。呼林贵据考古发现,推断覆盎门外文景帝至新莽时期的墓葬区,“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如是,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出巍巍帝都的气势。

汉长安城外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推想。仅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的介绍,在汉长安城北的厨城门外发现唐家村制陶作坊遗址(有夯土墙),城东的清明门外分别发现了郭家村铸钱遗址(发现窑址和大量钱范)、刘家村钱范窖藏(发现“五铢”钱模)[10]。说明城外以北以东区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均为墓地[11],甚至分布有较重要的遗存。

至于汉长安城的“一百六十闾里”究竟是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城外,还是均位于城内北部,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间争议更大[12],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13],从广义上讲,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于是才有象班固《西都赋》所描述的“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14]的繁华壮观的景象。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作为大都市其诸多其它功能的实现,有诸陵邑的补充。西汉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诸陵’不仅有拱卫长安的作用,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对于政治中心长安更多有补益”[15]



[1]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5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4]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5]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6] 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

[7]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8] 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考古》1992年第7期。

[9] 呼林贵:《汉长安城东南郊》,《文博》1986年第2期。

[10]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49535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

[11]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

[12] 刘瑞:《汉长安城的闾里问题》,《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3] 《汉书·地理志》。

[14] 《后汉书·班固传》。

[15] 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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