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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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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考古【六】商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2013-12-18 08:28:17|  分类: 探索早期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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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代墓葬的发现

早商墓葬多是零星的发现,至今尚未全面揭露一处墓地,可以确定为成片墓地的也只有少数几处。在早商时期的大型都邑中,偃师商城发现的墓葬多集中在城墙或城门内侧;郑州商城发现的早商时期墓葬分布较为零散,有几处墓区也只是相对集中地分布几座或十几座,少数墓葬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除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外,垣曲商城、黄陂盘龙城、夏县东下冯、荥阳西史村、登封王城岗和袁桥、中牟黄店等地均发现有早商墓葬。

晚商的墓葬,以殷墟发现为多,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而且清理大量的中小型墓葬。除此之外,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均发现有晚商时期墓葬,其中在山东青州苏埠屯和滕州前掌大等地还发现了可能为商代方国君主的墓葬[1]

(二)丧葬制度

1、墓葬形制

早商时期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且经常使用木质棺椁做葬具,目前尚未发现带墓道的大墓。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和垣曲商城还分别发现了火葬[2]和瓮棺葬[3],但只是个别现象,数量极少。晚商墓葬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也有一部分带墓道的大墓以及少数无墓圹墓。带墓道的墓葬分别设有一条墓道、两条墓道和四条墓道。

2、腰坑

腰坑是商代墓葬的显著特点之一,多是在墓主人身下挖一长方形土坑,坑内多殉一狗,有的大型墓葬腰坑内殉人。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早商时期腰坑的设置可能与墓葬规格有一定关系。一些规格较高的墓葬大都有腰坑,而规格较低、随葬品较少或无随葬品的墓葬很少见到腰坑。与早商时期相比,晚商时期的腰坑墓大量增加,殷墟范围内的墓葬,腰坑墓占到半数以上,殷墟以外的晚商墓,腰坑也十分流行。

3、人殉

早商时期的贵族墓存在人殉现象,殉人的多少与墓葬规格高低成正比。至晚商时期,人殉已十分普遍,殉人数量从几人到上百人不等。

4、葬具

在商代墓葬中,考古识别出的葬具多为木棺,有的棺还配有椁。考古发现表明,晚商时期的木棺为一头略宽的长方形,有的棺外壁加装饰,通常涂红、黑、白诸色漆,一些棺上雕刻花纹后再涂漆。从木椁遗留的印痕来看,木椁由圆木或方木构成,具体结构视墓葬规格而定,带墓道的大墓的木椁平面多呈“亚”字形,普通墓葬的椁为“井”字形。除棺、椁外,儿童墓用陶容器如瓮、罐、盆等大型器作为葬具。

5、葬式

墓主人骨架主要有仰身、俯身、侧身三种形式,也有极少量的二次葬。其中每种葬式又有直肢和屈肢之分,而以仰身直肢葬者最多,其次为俯身葬[4]

6、随葬物品组合

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是墓主人生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迄今发现的早商墓葬,近半数以上没有随葬品,而已发现的随葬品种类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青铜器的种类有爵、斝、盉、鼎、觚、鬲、、簋、盘、罍、戈、刀、镞等。在随葬的陶容器中,鬲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盆、豆,再次为斝、罐、簋、爵,其他器类数量很少。在级别较高的墓中,有时还随葬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形制多为尊类器。

晚商时期,普通墓葬一般用陶器,规模较大的墓葬则以随葬铜器为主。墓葬越大,等级越高,所用铜器越多。墓葬中使用玉器的数量也与其规格或等级成正比。墓葬采用何种随葬品组合方式,与墓地属性有关。常见的随葬陶器有觚、爵、鬲、豆、簋、罐和盘等,以觚、爵最常见,是核心组合。随葬的铜器有觚、爵、鼎、、簋、斝、卣、罍和方彝等。除陶器、青铜器外,还常以武器、工具、各种玉石器以及海贝随葬。不同的家族墓地,其随葬品组合方式往往有差异[5]

7、坟丘与墓上建筑

目前发掘的绝大多数墓葬均未发现坟丘。高去寻曾根据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大墓的发掘,推测当时的墓葬可能存在坟丘[6]。明确报道发现坟丘的只有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7]和罗山天湖晚商贵族墓地[8],因而坟丘是否为商代墓葬的普遍现象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与坟丘的发现情况相似,已报道的存在墓上建筑的墓葬仅见于殷墟妇好墓[9]和滕州前掌大墓地[10],关于前者已有学者提出质疑[11],商代墓葬是否流行墓上建筑至今尚不明朗。

8、贵族墓的陪葬与祭祀

陪葬与祭祀遗存目前仅发现于晚商墓地中。王陵和高等级的贵族墓均见有陪葬墓坑和祭祀遗存。陪葬坑通常是车马坑或动物坑,也存在用人陪葬的现象。例如,在西北岗王陵大墓旁,就发现了一些陪葬墓,这些墓通常带有棺椁,甚至有包括铜礼器在内的随葬品,有的还有殉人;殷墟郭家庄墓地就发现两组陪葬坑,包括车马坑、马坑、羊坑[12]。除陪葬遗存外,殷墟墓地中还有一类埋葬人骨或动物骨架的圆形或方形祭祀坑,它们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商代贵族死亡并葬入墓地之后,其后人到墓地举行祭祀活动留下的遗存”[13]

(三)丧葬制度反映的社会问题

1、 社会等级在丧葬制度中的表现方式

由于资料的不平衡,早商、晚商时期墓主社会等级在丧葬制度中的表现方式是否一致仍不明朗,故对二者分别加以叙述。

(1)早商时期

考古资料表明,早商时期的墓葬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当时等级最高的墓葬应当位于近畿地区,也就是郑州商城或偃师商城附近,惟迄今尚未发现。除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有规格较高的中型墓外,已经发现的大多是规格不高的中型墓和大量小型墓。由于发掘数量相对较少,早商墓葬等级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的对应关系至今仍在探索之中。根据学界已有的认识,早商墓葬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类[14]

第一类  墓室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有棺、椁、腰坑和殉人,随葬品丰富,青铜容器达二、三十件,其中爵、斝、鼎各三四件,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工具、大型玉戈等。以盘龙城李家嘴墓地2号墓[15]为代表,此类墓葬大概是早商高级贵族的墓葬。

第二类  一般墓圹长度在2米以上,宽度在1米以上。有腰坑,有棺或无棺,有的有殉人,随葬少量青铜器、兵器、陶器和玉器。这类墓葬在偃师商城[16]、垣曲商城[17]、辉县琉璃阁[18]等地已有发现。

第三类  墓圹稍大于人骨,有的有腰坑,多无木棺,随葬品中有单件青铜器,如郑州商城铭功路M150[19]等墓应属此类。

第四类  墓圹大小与第三类相当。多无木棺和腰坑,无铜器,仅随葬陶器、石器、骨器等。

第五类  墓坑仅能容身,无腰坑,多无棺。无随葬品。在各遗址发现甚多。

(2)晚商时期

晚商墓葬发现较多,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地位的关系已十分明显。不同等级的墓葬,其形制、墓室规模、棺椁配置、随葬品种类及数量等方面有所不同。

1)王陵

晚商时期的最高等级的墓葬应为四条墓道的大墓,此类墓葬现已发现9座,其中8座分布在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20],另一座发现于山东青州苏埠屯[21]。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侯家庄西北冈为殷商王陵区,四条墓道的大墓很可能是王陵。此类墓葬不仅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而且随葬品丰富,殉人较多。以M1001为例,该墓墓口呈“亚”字形,东西长21.3米,南北宽18.9米,面积260.88平方米。四条墓道长、宽不一,其中南墓道最长,达30.7米。墓内发现人殉、人牲总数达160多人。殉人中有的带有墓坑,有的还有棺,有的身旁还陪葬有青铜礼器或兵器或玉石配饰。该墓多次被盗,随葬品所剩不多,但在二层台和墓道内的殉人坑中发现少量铜器,并在盗坑中清理出一批玉、石、骨、角、牙、蚌器和白陶、金饰等。在墓的东侧,还发现37个埋人坑及动物坑,有的坑内有棺、椁,并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22]

2)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墓

晚商的大墓中,除四条墓道的大墓外,还有不少两条墓道的大墓、一条墓道的大墓以及规模较大的竖穴土坑墓。两条墓道的大墓主要见于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后冈、大司空村[23],推测墓主应是王室成员或与王室有关的地位极高的贵族,墓主人仅次于商王的地位。此外,山东滕州前掌大也发现有此类墓葬,很可能是商王朝方国首领的墓葬[24]。这些墓葬大多有制作精美的棺椁,随葬有大量玉、石、铜器和白陶器、漆器等,墓道可见马坑、殉葬坑,墓室有大量殉人、殉牲。

一条墓道的大墓主要见于安阳殷墟西区、侯家庄西北冈、后冈、大司空、郭家庄西、刘家庄北等地点[25],山东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26]、河南罗山天湖[27]也发现有数座此类墓葬。有学者认为,西北冈王陵区的一条墓道大墓极可能是王室成员,王陵区以外的一条墓道大墓的墓主应是身份较高的贵族,而殷墟以外的此类墓葬的墓主很可能为商代方国贵族[28]

规模较大的竖穴土坑墓面积多在10平方米以上,有棺椁,较多地使用殉人,随葬大量青铜礼器。这些墓葬的墓主有的可能是王室成员,有的则是高级贵族。其中,妇好墓是迄今发现的该类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妇好墓的墓室长5.6、宽4、深7.5米。墓室东西两壁设有壁龛,墓底四壁有夯筑的熟土二层台,墓室内有木椁和木棺,棺木上有红黑相间的“彩绘”,估计是棺盖上的覆盖物。墓内发现人殉16人,有的人殉被砍头或腰斩。该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有各类器物1928件,包括玉、石、象牙、骨、青铜器和陶器等。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半数以上有铭文,铭文种类有十多种,主要有“妇好”、“司母辛”、“亚其”等,“妇好”铭最多,有109件铜器有“妇好”铭。经器物研究和铭文考释,学术界多认为此墓墓主为武丁之妻[29]

3)中小贵族墓

晚商时期的中型竖穴土坑墓,面积310平方米,都有棺,多数还有椁,通常有青铜礼器随葬,少数还有殉人。此类墓葬的墓主应是商代的中小贵族。例如殷墟M1713,墓内有3具殉人,皆为俯身少年。随葬品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和陶器,以及玉、石、蚌、骨器,其中铜器有鼎、簋、觚、爵、斝、卣、尊、盉、盘等共16件,一组为实用器,一组为明器,还有兵器戈和矛各30件,钺两件。与铜器、陶器同时置于墓中的还有牛、羊腿等祭祀时使用的肉食[30]

4)平民墓

小型竖穴土坑墓在已发掘的晚商墓葬中所占比例最高,约80%左右。这类墓葬的面积在3平方米以下,一般只有棺,没有椁,通常没有殉人。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部分墓随葬有青铜兵器,主要是铜戈、铜矛,只有个别墓葬随葬铜觚,铜爵等礼器。推测其墓主人可能是商代的族众或平民。

5)奴隶或非商族俘虏埋葬

除上述墓葬之外,商代晚期还发现有无墓圹的墓葬。这类墓葬数量不多,通常见于居址近旁的文化层或灰坑中,没有棺椁,没有随葬品。一般认为这类死者可能是奴隶或非商族的俘虏,或凶死者。

2、晚商墓葬的族墓地特征

除王陵和无墓圹墓之外,一般晚商墓葬大都在分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墓区,这些墓区之间有空地隔开。各墓区出土的铜器中有的有族徽,不同的墓区,族徽亦有不同,同一墓区所出的铜器族徽多相同。各墓区之间的墓葬随葬品组合方式也有一定差异。据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墓区的墓葬,应是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商代同一族系下不同族的“族墓地”[31]。安阳殷墟西区、后冈、大司空村、郭家庄、苗圃北地以及罗山天湖、西安老牛坡等墓地均可见到“族墓地”的特征。此外,各“族墓地”内部可分为不同的墓组,各组墓葬不仅相对集中,随葬品也各有特色(图14)。值得注意的是,“族墓地”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明显,在同一墓地中,不仅有贵族墓和平民墓,而且贵族墓有不同的等级,平民墓亦有贫富和地位高低的不同。不仅如此,族与族之间也存在地位或贫富差别,如有的“族墓地”内有多座两条墓道的大墓,而有的“族墓地”甚至没有带墓道的墓葬。

 

夏商考古【六】商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页。本节引用夏商卷资料较多,恕不能一一注出。

[2] 马全:《郑州市功铭路西侧的商代遗存》,《文物资料丛刊》1956年第10期。

[3]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242279280334页。

[6] 高去寻:《殷代墓葬已有墓冢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1期,1980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 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1] 杨宝成:《殷墓享堂疑析》,《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50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页;《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21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248页。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1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2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1001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侯家庄·1002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版;《侯家庄·1003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版;《侯家庄·1217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版;《侯家庄大墓·1004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侯家庄·150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侯家庄·155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版;《侯家庄·112914001443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

[2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22]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1001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21页。

[2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7]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 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31] A.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B.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商邑”》,《考古》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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