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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考古【八】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认识  

2013-12-19 14:26:16|  分类: 探索早期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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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周边地区发现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可谓多姿多彩。根据地域和文化特征,我们分别对中原北部和北方地区,关中及甘青地区,黄淮下游,四川盆地、汉中及峡江地区,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它们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图18、图19)。

 

二里头时代主要遗址和文化分布图

 

夏商考古【八】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认识商代主要遗址和文化分布图

(一)中原北部和北方地区

 中原北部和北方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错综复杂,主要分布在晋南、晋中、晋陕高原、内蒙古中南部、冀南、燕山南北、辽中及辽东半岛等地。其中,晋南和冀南地区的文化遗存比较接近中原的夏商时期文化,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则与中原的夏商时期文化有别,地方特点鲜明。

 晋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表现出二里头文化的诸多特征,也带有少许的地方因素,被学界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1]。之后,该地区被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所占据[2],筑建于当时的东下冯商城[3]和垣曲商城[4],显示出二里岗商王朝对于晋南地区的强有力控制。然而到晚商阶段,整个晋南地区的商文化遗址仅有零星发现,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到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强烈冲击,商文化在此时已全面退出晋南地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5]

 晋中地区的夏商时期考古材料较为零散,学者们大多认为该地区夏商时期遗存应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先后称之为光社文化[6]、白燕文化[7]、东太堡文化[8]、尹村类遗存等;不过,也有学者将晋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归入二里头文化,称之为晋中类型[9]、东下冯类型[10]、东太堡类型[11]。从游遨、白燕、杏花村、许坦、东太堡、狄村等遗址的出土陶器来看,该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继承了本地龙山时代文化的主体因素,也吸收了周邻文化的因素,例如,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东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方的朱开沟文化以及李家崖文化风格的器物在此地都能看到。而且从二里岗后期至晚商时期,商文化对晋中地区的影响逐渐增大,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

 晋陕高原、内蒙古中南部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归纳为朱开沟文化与李家崖文化系统。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朱开沟文化”的性质、名称的认识不尽一致[12],这里所说的朱开沟文化是指以朱开沟遗址二至五段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从年代上看,该遗存第一期稍晚于龙山时代,最晚期的年代约当早商晚期至晚商前期。同时根据现有资料,基本可以断定至少朱开沟文化偏晚阶段已经能够独立冶铸青铜器,社会形态也相对复杂,而且与中原王朝以及周邻文化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交流。有意思的是,朱开沟文化在最晚期之后,似在“本地区突然消失,而向其他地区广为传播”[13],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典型器物高领花边鬲在各地的发现以及“蛇纹鬲”远播至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与此同时,晋陕黄河两岸被新兴起的李家崖文化所占据,除发现坚固严密的李家崖古城外,也多次出土晚商式青铜器和土著因素浓厚的地方式青铜器,显示出该文化的强盛以及与晚商王朝的密切交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冀南地区主要被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和岳各庄类型所控制,它们与分布在豫东的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豫北的“璐王坟—宋窑类遗存”(也有学者称为辉卫文化或下七垣文化辉卫类型等)共同构成学界探索先商文化的主要对象[1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保持着与豫西二里头文化相抗衡的态势,但其陶器更多限于以炊器为中心的日用陶器,至今尚未发现代表当时社会发展高度的都邑型聚落、大型夯土建筑和青铜礼器等遗存。冀南地区发现的商代文化与二里岗、殷墟文化相似,且多次出土带有族徽或族名铭文的商式青铜礼器,有的族徽在殷墟青铜器中有见,表明冀南地区应属殷商王朝的直接控制的区域。

 燕山南北地区在夏商时期有四支考古学文化。在燕山以北的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魏营子文化,在燕山以南的有大坨头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多为石城址(也有少量用夯土修筑围墙的),一般位于河流的旁边,数量密集,多有成群、成组分布的特点,而且各群(组)中均有较大的一二个较大的中心城址。这些城址的分布应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防御体系的建设有关,也反映了相当广阔的地域内政治实体存在的史实。从已发掘的大甸子墓地的情况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实行聚族而葬的制度,各家族茔域之间随葬品数量和规格也存在重大差别,似乎暗示当时社会很可能存在着权贵家族和贫贱家族的区分。值得一提的是,大甸子墓地的高规格墓葬中出土了富有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鬹、盉、爵等陶礼器,不仅表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直接的交往,而且意味着二里头文化的礼乐制度曾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

 大坨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以致在发现之初被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15]。随着田野资料的不断积累,学术界对于大坨头文化的自身特征和主要内涵已基本明晰,而且认为该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下层商文化相当[16]。不过,关于大坨头文化的社会状况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其所在地域与殷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冀南地区毗邻。据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记载,商代晚期这一区域分布着北、又、孤竹等方国或部落,这为探索围坊三期文化的族属提供了线索。魏营子文化与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上限大致相同,在商代晚期至商末周初曾有一段平行发展,但魏营子文化比围坊三期文化延续的时间要长。魏营子文化遗迹出土的铜器可分为两组,甲组铜器为典型的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容器,表明该文化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乙组铜器带有鲜明的土著特点,主要有环首刀、斧、胄、镞等工具、武器和器盖、带流钵等生活用具[17]

 夏商时期,在辽河下游有高台山文化,在千山山地太子河上游有庙后山文化,在辽东半岛南部有双砣子各期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交往密切,文化的扩张与吸收在陶器遗存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高台山文化曾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造成了强力冲击,甚至发生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与高台山文化墓地相邻的现象[18],以致有学者认为高台山文化的西扩很可能是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双砣子二期遗存的分析结果表明,岳石文化的势力曾经跨越渤海,到达辽东半岛南部。不过,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中原王朝对这些古文化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

(二)关中及甘青地区

 本文所指的关中及甘青地区包括陕西中部以及甘肃、宁夏、青海的全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该地区为东西狭长地带,东部与夏商王朝的核心控制区毗邻,向西可入新疆、中亚,是东西方远程交往乃至物资输送的关键通道,也是农牧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带。这样的地理布局和人文景观显然使其成为夏商王朝西扩的首选对象,但豫西沟壑、潼关天险以及该区域内部的空间分立和文化格局又给中原王朝西进造成了不便,也进一步增加了该地区夏商时期文化态势的复杂性。

 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很可能已渗透到了关中东部的蓝田、渭南一带,但只是零星分布。此外,发现于西安老牛坡遗址的“老牛坡远古文化类型”在年代上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一些器物的形制和装饰明显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19]。关中西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存尚不明朗,有学者根据陶器形制的分析,指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关中西部存在着早晚两类性质不同的文化遗存,早的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晚的被命名为“望鲁台—乔家堡类型”[20]。尽管这些探索为我们初步勾勒出了二里头时代关中地区的文化版图,但必须承认,与仰韶、龙山时代相比,关中地区可以明确断定为属于二里头时期的遗址数量确实不多,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并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着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东起甘肃庆阳,西至青海湖北岸,北至内蒙阿拉善左旗,南抵甘肃文县,均可见到齐家文化遗存,而且遗址数量十分密集。从已发掘的齐家文化遗址来看,当时应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粟,饲养业也较发达,猪、羊、牛、马、驴、狗等家畜都已经开始饲养。发达的冶铜业和治玉技术是齐家文化的两大特色,尤其是红铜器和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为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天水地区,曾发现过带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和陶盉(或其仿制品)[21],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已进入到齐家文化的势力范围。不过,齐家文化连同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是否对二里头文化产生过影响,以及它们在东西方早期文明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不是十分清晰,这也是我们今后应予以关注的课题。

 进入商代,关中及甘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早商王朝以强劲的势头向西挺进到西安、铜川一线,并在之后不长的时间内继续推移至更西部的扶风、眉县一带[22]。然而到晚商时期,很可能由于本土力量的兴起,商王朝的势力又退回到西安一线,并最终退出了关中地区。有意思的是,与商王朝在大多数地区的扩张方式一样,关中地区的商势力始终盘踞在一个个据点中,而这些据点又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点交错分布。

 商代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除商文化外,还有日渐兴起的本土文化。由于文献记载周人灭商前久居关中,因而这些本土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先周文化的重点对象。根据现有认识,这些文化目前至少可分为碾子坡、刘家、郑家坡、丰镐商代末年遗存等四类考古学遗存[23]。但是由于界定标准、关注角度的不同以及发掘资料相对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原因,学术界对于部分遗址或遗存究竟该归入哪一类考古学文化仍存在分歧,对于当时社会结构、聚落布局、手工业生产以及资源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也稍有薄弱,因此在反思原有理念和方法的同时加大对聚落考古和精细化研究的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外,从已发掘的长武碾子坡、武功郑家坡、岸底等遗址的情况来看,关中地区的本土文化在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吸收了商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的少许因素。

 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总体上晚于齐家文化,年代上限或可早到商代早期,年代下限仍需做进一步研究。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该文化中铜质工具、装饰品的随葬已很普遍,而且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在属于该文化的西宁鲍家寨遗址曾出土一件铜鬲[24],为典型的二里岗上层文化风格,似乎表明该文化与早商王朝已发生联系。

(三)黄淮下游

 黄淮下游地区包括今天的鲁、皖、苏北及豫东的广大地区。该地区位于夏商王畿以东,与文献记载的“东夷”和“淮夷”的活动范围大致相近,也与甲骨文提及的“东土”暗含,因此对于这一地区的夏商时期考古遗存进行探索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迄今可知,夏商时期活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岳石文化、斗鸡台文化、商文化和珍珠门文化。

 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当,主要分布在山东及邻近的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与之前分布于该地区的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等续有发展,其分布范围也并未比龙山文化缩小,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积都小于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未发现能超出龙山文化工艺水平的精品,器类锐减,器物由精致转向粗糙,似乎暗示“其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低落状态”[25]。尽管如此,岳石文化始终保持着与二里头文化相抗衡的态势,二者长期拉锯于以杞县为中心的豫东地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相交汇的现象[26]。同时,很可能由于岳石文化的抵制,二里头文化的势力一直未能进入资源丰富的海岱地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仅限个别器物。不过,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不少具有岳石文化风格的器物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可能意味着当时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动。

 二里头时代的安徽江淮地区盘踞着斗鸡台文化。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者为当地文化因素,但也有不少的二里头、岳石文化以及苏南的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因素。考虑到这一地区处于南北交流的大通道,学术界一般认为斗鸡台文化很可能是本土文化在二里头和岳石文化对当地的争夺之中,对二者的文化因素有所吸收并引入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

 商王朝建立之后对山东地区发动了强力攻势,并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在鲁北和鲁南建立起以大辛庄和前掌大为中心的聚落群[27]。到晚商时期,山东地区商文化遗址数量明显增多,商文化的分布已经覆盖了渤海南岸和莱州湾沿岸,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滨州兰家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表明,当地存在着数个受命于商王朝的古族古国。与商人东进有关,曾经独挡一面的岳石文化很可能在接受商文化一定影响之后演变为珍珠门文化,并随着商王朝的打压而逐渐向东退缩,但最终保持着与商文化并立的局面[28]。在商人强势扩张的大背景下,淮河下游的安徽和江苏北部地区也已纳入商王朝的控制体系之内,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商代文化亦与中原商文化面貌接近。

(四)四川盆地、汉中及峡江地区

 夏商时期的四川盆地、汉中及峡江地区活动着多支考古学文化,尽管这些考古学文化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和风格,但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共性,应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文化圈。

 四川盆地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是三星堆文化,学术界多主张该文化与古蜀国有关。目前已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等遗址(群)。三星堆遗址群是三星堆文化早期的中心性都邑,建有规模宏大的城圈,曾发现多处“祭坛”类遗存、器物坑、墓葬以及结构复杂的木结构建筑[29]。三星堆遗址群衰落之后,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邑很可能移至金沙遗址,在遗址范围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房址、陶窑、墓葬以及祭祀性遗存[30]。三星堆文化最引人瞩目的遗存当属精美的玉石器和极富特色的青铜器,其中大量器物尤其是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遗物的风格和形制不为中原所见[31]。三星堆文化中发现的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盉、鬹、觚、璋、戈、铜牌饰以及商式青铜礼器,或可说明中原王朝的礼乐观念已经影响该地。

 峡江地区是指重庆市和湖北省西部的长江沿岸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尚不一致,但根据现有资料,暂可以分为三星堆文化朝天嘴类型和路家河文化[32]。三星堆文化朝天嘴类型在整个峡江地区都有分布,其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有着显著的共性,也包含了江汉平原、中原地区以及当地龙山文化的因素。朝天嘴类型出土的部分盉、鬹以及圆腹罐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其分布范围内出土的商文化青铜容器也可看作商王朝对其影响的结果。路家河文化分布于鄂西以西陵峡为中心的地区,该文化虽然包含有一部分三星堆文化因素,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以釜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路家河文化的年代上下限尚不是十分清晰,其与三星堆文化朝天嘴类型的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汉中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至今较为模糊。有学者根据紫阳白石马、汉阴阮家坝、城固宝山等遗址出土的资料,将该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白石马类型[33]或宝山文化[34]。对这些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夏商时期的汉中地区与鄂西、川东以及川西平原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商文化的一些日用陶器也进入到该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中地区的城固、洋县出土多批商代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属于典型商文化因素的器物相对较少,一些青铜器与三星堆文化器物有很多相近之处。由于汉中地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多无陶器共存,因此长期以来无法确定其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紫阳白石马、汉阴阮家坝、城固宝山等遗址的发掘,或可为这一问题的廓清提供线索。

(五)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

 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发现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中,汉东、江陵地区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其他地区的文化面貌则与中原的夏商时期文化有较大差别。

 目前,学术界对于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格局尚处于积极探索和总结之中,但根据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宜昌白庙诸遗址出土的带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判断,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至少已抵达长江中游的汉东、江陵地区。与商王朝在其他地区的扩张同步,商人在早商时期就已进入长江中游,并在当地筑建了规模宏大的盘龙城商城。不过,典型的早商文化遗址仅见于汉水以东、汉江下游地区以及洞庭湖的部分地区,长江中游的其他地区虽有数量不少的商式器物出现,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特征鲜明的本地文化。到了晚商,商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一度经营的长江沿岸并退至桐柏以北,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盘龙城商城也遭废弃,今河南南部地区从此成为晚商文化的前沿。不过,此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土著文化或许已经习惯了商文化所带来的“礼乐制度”,湖南大量出土的晚商式青铜器就是最好的说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的诸多本土文化之中,分布于鄱阳湖及赣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城文化格外引人瞩目。该文化发现有规划严密的夯土城,出土了众多的青铜容器、兵器以及农工具,还发现了大量刻划文字或符号,一些器物表现出商文化的风格,相信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推动和影响。属于该文化的新干大洋洲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有学者推测墓主应是吴城文化地域内的最高统治者[35]

 夏商时期的长江下游主要有分布于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宁镇地区的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中一些陶器的风格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同类器物相近,有些陶器的器形或纹饰与岳石文化、湖熟文化早期的相仿,说明它们之间曾发生过文化交流。而且马桥文化的几何印纹、鸭形壶在二里头都邑有所发现,其与二里头王朝的关系可见一斑。点将台下层文化早于湖熟文化,二者间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明显的传承关系。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风格的陶器曾分别见于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说明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已抵达宁镇地区。

 在华南闽、粤、桂的广阔地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大都比较零星,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环境又使其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其中与夏商文化存在明显交流关系的是分布于闽西北的马岭类遗存和广西地区夏商时期的部分遗存。马岭类遗存的典型器物“长流盉”曾在二里头遗址出现,而广西地区曾出土了商式青铜器。除上述之外,目前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还有闽东沿海的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闽西北的白主段类遗存,珠江三角洲的沙丘遗址、贝丘遗址,粤北的石峡中层文化,粤东闽南的后山类遗存、浮滨文化[36]。这些文化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彼此之间也有文化交流的现象,但是它们的具体年代、文化源流及相互间的关系仍有待于廓清。

 综上所述,夏商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分布着绚丽多彩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有些甚至对中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中原王朝凭借先进的生产力、社会组织和礼乐制度,形成了巨大的文化磁场,对周边文化施以强势辐射。这种“华夏”与“边缘”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和礼仪行为最终促使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2]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53页。

[4]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7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6]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7] 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10页。

[8] 宋建忠:《晋中地区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山西省考古学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 王克林:《晋国建立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0] 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11] 侯毅:《试论太原东太堡类型》,《陕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A.张忠培:《朱开沟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B.魏坚、崔璇:《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C.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D.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67页。

[15]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16] 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 A.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B.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1期。

[1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杖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19] A.刘士莪: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B.张天恩:《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C.井中伟:《老牛坡类型及相关遗存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 张天恩:《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21]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l期。

[22] 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3]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B.张天恩:《关中商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4] 赵生琛:《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考古》1985年第7期。

[25] 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366371页。

[26] 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27] 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载《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8] 刘延长:《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29] A.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31] 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 王炜林、孙秉君:《汉江上游巴蜀文化的踪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34] 赵丛苍:《从考古新发现看早期巴文化——附论巴蜀文化讨论中的相关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5]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B.彭明瀚:《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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