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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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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学术史  

2013-08-18 14:44:20|  分类: 书评跋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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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问世后,时隔30余年,文博考古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才又有了他(她)们的夏商周考古学教材。这就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井中伟、王立新两位老师编著的《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因而,这本教材填补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一大空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由有“夏商周考古第一人”之誉的邹衡教授领衔编写的《商周考古》,当然是经典性的教材。不惟三代考古,即便在整个中国考古教学历程中,《商周考古》也是领风气之先的。从1972年的铅印本开始,它就已经走出了北京大学校园,哺育了我们各校数届考古专业的学生。但正如林沄教授在《夏商周考古学·序》中所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的飞速发展,北大编的教材很快就落后了。起初一直在等北大编新的教材,但迟迟没有音信,就下了自编教材的决心”。这反映了自1980年代以来学界共同的对夏商周考古学新教材翘首以待的心情。《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列为考研必读,显然是多年来缺乏分段课程教材这一窘境下的无奈之举。

在上引序中,林沄教授提出了衡量好的考古教材的两项指标:一是“好的教材必须有大量照片和线图作为学生学习时的必要参考”,二是“教材应该成为使学生能具有一定知识面的基本自学材料和随时可以备查的图典”。他进而指出“现在终于出版的这本夏商周考古教材能不能在这两方面起到作用,有待时日的检验”。在粗略通览了全书后,我个人认为,以这两项指标衡量,《夏商周考古学》都完成了其角色任务,当之无愧地成为学习和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它系统全面,纲目清晰,图文并茂,参考文献明确。全书融数代人多年的心血,洋洋80余万字,蔚为大观。一卷在手,可使读者对夏商周时代遗存的时空框架、文化谱系和夏商周考古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总体性的把握。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

 

分别出版于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资料,都截止到世纪之交。目前看两书的内容又嫌落后了,而《夏商周考古学》正可补其缺,它收录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故这部教材的前沿性是可以显见的。它系统梳理了学术史,阐明了所谓的“奴隶制社会”等必须廓清的问题;将全书的叙述开端由二里头文化提早至“新砦期遗存”;明确提出东下冯文化、大坨头文化等应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对二里头文化形成机制、夏商周三代国家形式、北方地区三代时期的文化分期源流、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演进等问题的分析等,都具有与时俱进、把握学术脉搏、融研究成果于教学之中的鲜明特色。

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其学术传统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大致在1990年代,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我曾求教过所里的前辈,没有人能说清楚契机为何。林沄先生在《序》中也只是模糊地回忆说吉大的课程,“大概是在许伟主讲期间改名为夏商周考古的”。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先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而不是按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法定名为“青铜时代考古”,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夏商周考古学》的编写,当然也与此研究取向有关。书中先中原王朝文化,再“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的章节编排,对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探索史的用力着墨,都应与这一取向契合。读后有一些思考,愿意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还要从林沄教授《序》中的话谈起。关于分段课程的功能,林先生的见解高屋建瓴:“迄今为止,由于中国考古界在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方面的学科建设还不成熟,在世界考古学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师资队伍,中国考古学的分段课程仍在一段时间中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即使学生通过具体实例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怎样通过考古遗存了解历史?因而,实际上起着最基本的主干课的作用。”本人深以为是。

落实到新的教材,我们知道教材不同于研究论著,其内容应该尽可能平易,但仍有一个可能过苛的希冀,那就是如果能有一些更深入的引导性思考是否会更好。譬如对如何看待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族属的对应关系问题,书中似乎一直没有说透,甚至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摇摆和纠结。一种考古学文化只能对应于一个族群的观点成立吗?如果有问题,问题何在?以族属命名的文化属于考古学文化的范畴吗?书中提及,夏王朝建立后的“夏人已成为一种‘国族’,夏文化也就成了一种以夏族为代表的国族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59页)。又如,在四川盆地青铜时代晚期文化的介绍中,作者放弃了“青羊宫文化”、“上汪家拐遗存”等以小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称谓,而采用“晚期蜀文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以族属命名的……战国时代考古学文化”。准此,这里的“夏文化”和“晚期蜀文化”就都属于考古学文化了。但作者谈及先周文化论辩中的分歧,又认为其“主要在于以族属作为命名方式的所谓‘先周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298页)。显然,这种纠结源于上述深厚的学术背景与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

关于这类问题的论争,作者主要列举了持“可知论”立场的学者内部的细节纷争,如把夏商分界断在某期某段,哪一遗址为某朝某都邑等,而未涉及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者的意见。在近年关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的讨论中,都有针对这类概念的考古学运用的“冷思考”,但在书中却基本上没有交代。中国学术界数十年间执著于文献所载古代族群的考古学探索,在二者之间进行“对号入座”式的研究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症结何在?物质遗存组合与以主观认同为重要特征的族群的对应关系如何,可行性何在?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追溯一个族属源头的方法在理论上的严密性究竟如何?类似的关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乃至认识论的问题,似乎都需要超脱出以往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再加以提炼辨析,给读者讲清楚。

与此相关,书中在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经常出现“年代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的字样(如524528页),这里的“夏”甚至“早商”与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对应关系并无定论,因而较之于后者,它们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参照系或时间标尺,反而颇易引起歧义。在东周部分,“文化”仍被冠以国族名,甚至落实到了诸如薛文化、莒文化和莱文化等较小的实体上。实际上如果没有金文等文字材料发现,我们对当时的考古学遗存只能划分出大的文化圈(或文化系统),如齐鲁文化圈或楚文化系统等,而难以做细密的国族区分。书中述及薛文化“具有浓郁的东夷文化特征”,且“受中原与邻近的鲁、滕等姬周文化影响较强,能够反映自身文化传统的器物显得较少”(368页),即是一例。

要之,考古学研究不能就物论物,而是要由物见人,但在由考古学材料向历史建构的层面提升的过程中,如何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的局限性,把握推论性话语系统的使用尺度,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各章中“墓葬”都与“宗教信仰”或“礼乐”作为一节的标题内容并列介绍,但显然它们并非同类项。是否应是,要么考古遗存层面的墓葬、宗教祭祀遗存或礼乐器并列,要么更高层次的埋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礼乐制度并列。

若再吹毛求疵的话,如果能配上一些反映文化间时空关系的综合性图表,以及各家观点异同比较表等,更可加深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另外,如果能适当删削对考古遗存的铺陈叙述性文字,多给出些类似伦福儒教授等编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的专栏、小贴士和深入阅读材料,可能更便于利用学习。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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