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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

叩地访古 问天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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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献结合重建上古史的力作——《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读后  

2013-09-27 06:50:00|  分类: 书评跋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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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8090年代,王震中博士即以其多篇具有相当分量的论文和第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贡献于学林,颇受好评。此后,作为这一领域的多产学者,他又陆续有众多的成果问世。其60万言的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作者三十年来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一个集大成之作。

 



王震中研究员致力的先秦史、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部”。这一称谓意味着作为“结合部”的这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研究对象处于史前和历史时代之间,在史前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考古学话语系统,与文献史学基于传说追述的话语系统并存,构成了这一领域研究队伍各自为战、研究对象扑朔迷离、研究结论多具有不可验证性的特点。在多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早期国家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与会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者或自说自话,或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就意味着能够占领这个“结合部”并取得优异成就的学者,一定是兼跨多个学科,且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者。张光直教授就曾说“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中国文物报》1993117)。也正因此,不少有志于治考古和上古史的年轻学子视此为畏途,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中更难脱学术成果“碎片化”的窠臼。因而,出身于考古专业又受到扎实的文献史学训练,并具有思辨学养和强烈创新意识的王震中研究员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就不足为奇了。

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也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其学术突破也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对经典作家理论机械教条的理解,和历史文献使用上的简单化倾向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探寻适应于中国历史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重新建构对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认知框架。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也使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探索成为可能。王震中研究员在对西方的“酋邦”等理论进行了扬弃解析的基础上,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就是这一探索热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例。

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持续进行,学术界开始逐渐反思源自西方学界的博物馆清单式的罗列“文明要素”的文明观,王震中研究员适时地提出了“由平等的农耕形态,发展为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的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这种研究方法重在从聚落形态演变角度阐述文明形成的过程,“力图避免上述第一个角度的研究方法中某些不科学的、简单化的倾向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第2),显然具有更多的可取性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随后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只有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寻都邑(城市)这一集中了文明诸要素的物化表征(如文字、铜玉礼器、大型礼仪建筑、大墓等)的特殊聚落的演变轨迹,才能把握住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脉络。

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张光直:《序言》,布鲁斯·炊格尔著,蒋祖棣等译《时间与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建设严重不足,就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三部曲。其中“古国”的定义是“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一般认为“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至于“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诚如王震中研究员所言:“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显然是矛盾的,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鉴于此,作者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它包含了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和形态的问题,也包含着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中的王国与邦国的关系问题,还包含了由部族国家走向民族的国家以及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由‘自在民族’发展为‘自觉民族’等问题”(本书第6364)。可以说,这是目前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过程所做的逻辑最清晰、最周全系统、最具说服力的学说,是作者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如前所述,作者的理论创新与研究突破建基于对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期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系统整合,构成其研究的一大亮点。但正因其研究对象系介于史前和历史时代的“原史(proto-history)”时期遗存,因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整合研究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有待于利用各学科更多的材料以及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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