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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

叩地访古 问天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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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许宏VS郭静云:争议中华文明起源新论  

2014-07-15 17:45:18|  分类: 问题检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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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汇总了中华文明起源认识的不同理论学说。

南凯仁:中华文明起源认识在争论中不断深化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种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来源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20世纪以降,随着大量历史学、考古学成果的涌现,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说频现、锐见迭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趋于深化。诸多观点中举其荦荦大者,约有如下几项:

  1.中国文化西来说

  自先秦以来,古文献基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具体则为中原地区,“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源远流长。迄至清末,这一看法始终根深蒂固。19 世纪末,法国人拉克伯里首次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文化遗址,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19世纪20年代,此说颇为流行。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此说迅速被湮没。

  2.东西二元对立说

  1928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小屯村,开始大规模发掘商朝晚期都城殷墟。3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山东历城发现龙山文化。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迄至50年代中期,此说一直在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

  3.中原中心论

  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学家安志敏、石兴邦和张光直认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中原文化向四方发展,最终奠定中国文明的基础。迄至70年代末,此说为学术界主流看法。

  4.满天星斗说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70 年代末,一元论逐渐让位于多元论。1981 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并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9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5.相互作用圈说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1986 年,他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8个相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

  6.重瓣花朵说

  1987年,严文明认为,史前文化空间关系存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7.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

  2000年,赵辉提出,在数千年历史上,中原既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也是文化核心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主流现象,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尤为醒目。

  8.新中原中心论

  2002年,张学海认为,“重瓣花朵说”是多中心论基础上的中原中心论,不同于以往的中原中心论和单一中心论,可称为新中原中心论。“花心”、“花瓣”的发展时有快慢、高低之别,并非同步直线发展。但在70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花心”地位的中原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心,是文化与民族融合最主要的大熔炉。正是“花心”与“花瓣”、不同“花瓣”之间的互动作用,培育出中华文明之花。

  2013年11月,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中国上古文明首先发源于长江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此说与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引发学界争议和媒体关注。

 

【争鸣】许宏VS郭静云:争议中华文明起源新论

郭静云 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

  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就是夏都,而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于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不过是商人南土。笔者搜集资料,循着资料探索,则得出不同认识。

  长江流域开启文明进程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尤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国家文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与交换贸易网络,开启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符合尧舜和夏王朝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描述其祖国——楚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表明:天门石家河城或为夏王朝都城。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以石家河为“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其东邻更靠近铜矿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或许正是商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洛。因此,二里头、郑偃也属于该文化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认为的“中央”。

  有学者认为,笔者建构了一个新的源自长江中游的一元史。但笔者所表述的却是多元历史,并分析其主要成分,多种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对集合文明的贡献。稻作、青铜器、马车,从多元到集合的历史过程,都是笔者讨论的要点。亦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年代晚而二里头、郑偃年代早,将其相比较是关公战秦琼,这种说法无视科学事实。碳14检测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盘龙城始建于四期,城濠内出土碳14标本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11±81、前1617±73年,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早于郑邑,而盘龙城二期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早期相似,年代却比二里头一期早约15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应该在江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3000多年前已出现20余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公顷,其所在聚落面积达8平方公里以上。中国其他地区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后。比其晚1000余年的二里头城面积仅12公顷,聚落面积约3平方公里。

    殷商文明奠定中华文明基础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青铜文化,但因族群流动率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期,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渐成气候。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战争技术为主。西北、东北族群经常到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前,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湮没于后世文献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着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中国“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可以发现同类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而不是遵照史实。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从可靠资料入手探寻文明起源

  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开始,笔者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笔者以史料为依据,并不断进行田野研究,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所见资料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豁然开朗。搜集所有史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史料自由表达,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内在关系,以此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一手资料为先,考古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最近流行的方法是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这不仅是中国,圣经考古亦如此,但这种做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进一步了解史实。

  笔者研究伊始,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的内在矛盾,从考古探索新路之后,发现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历史的蛛丝马迹。笔者以为,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秦之前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并留下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细节,笔者则重视详细比对每一细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从宏观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前人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完整的论述。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许宏:有一种“创新”不可取小议江汉中心说的立论基础   

    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提出有异于既往视角和论断的“新论”,推动学术繁荣,值得欢迎。但新论能否立得住,需看作者用了什么材料,又是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支撑自己的论点。

  一元认知的“中原中心说”早已为中国学术界放弃,多元认知的“区系类型”理论成为主流,这一学说并不否认长江流域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原中心说”作为驳议对象,可以说是无的放矢。郭静云教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一书认为,中国学界受传世文献影响创造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今日神话”,提出江汉地区为东亚最早和唯一原生文明中心的“新论”。在这一“新论”的框架中,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明区、中原王朝发祥地成了贫瘠的“边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立论基础还有讨论的必要。

  “比对”出的江汉一元中心

  郭教授重视考古证据,认为“唯一可资征信的,只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场所提供的非文献资料”,强调她是在“搜集所有资料”、“详细比对每一细小材料”后,才提出上述“新论”的。但这本以“夏商周”冠名的专著,100多幅图中竟找不到从二里头到西周的中原王朝都城中任何一处大型宫室建筑的平面图;而最能代表华夏文明的青铜礼乐器群也付诸阙如,只用两件器物强调殷商文化的多元性。与此相关,肇始于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复合范铸造青铜礼容器的高科技金属工艺,无任何踪迹可循。在用10余张图详细论列长江中游“古城文化”的同时,对同期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林立的城址只字不提。

  与对中原地区的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其认为属一元文明中心的长江中游则浓墨重彩,材料匮乏则补之以推想。

  作者说,石家河时代的“城址中已发现被磨碎的铜矿石(孔雀石)、铜渣和小型红铜和青铜用具,以及炼铜坩埚,这已无疑是青铜早期的国家文明”,“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而屈家岭则应视为铜石并用文化”。但查所引报告,其中均未言明这数件铜器残片属于青铜还是红铜。作为石家河文化属青铜文化之重要证据的“炼铜坩埚”,作者也没有加以注释,因而不知何据。

  作者认为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其中澧阳平原有6座,但此区“连城古国中各城的等级、集权程度、祭祀中心的特色,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难以确定”;江汉之间只发现了3座城址,只能推测此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应该也有类似的联合城邦古国”。“我们所能看到的地下资料,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许多遗址现况皆已模糊”。除考古工作缺乏,作者把发现的不足归因于自然原因:“因为古代洪水对澧阳、江汉平原的伤害最严重。”

  众所周知,两湖地区的聚落考古研究,已居全国前列;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归因于遗存的较好保存,尤其是与历史上战乱兵燹频仍、开发过甚的中原相比。从地貌变迁角度看,长江中游地区并无大的地形地势变化,在找到围垣聚落的分布规律后,早期城址的发现,往往是地上的再发现,即它们至今仍高出地面,以土埂甚至河堤的面貌出现,有些环壕现在还是积水之地。这表明古今地表差别不大,罕见深埋于地下数米甚至十余米的中原城址的埋藏情况。现在地表高程较低的水田或水面以下,存在大量城址的可能性有多大,可想而知。

  作者断言其中“或为夏王国都城”的中心聚落石家河城,“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在对该区域其他聚落的介绍中也一直使用类似表述,以强调长江中游文化的一脉相承。但从石家河遗址群考古系列报告可知,在史前遗存和周代遗存间,都有至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人类活动的中断。这种变化在该区域具有普遍性,却不见于郭教授笔下。

    “打造”出的中心大邑

  湖北黄陂盘龙城,因被作者推断为江汉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的中心大邑,认为其影响远播“北界”的二里头、二里岗,成为郭著的“重头戏”。

  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盘龙城遗址上限应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而盘龙城城垣营筑及使用年代,上限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但绝无提早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可能。郭教授则断言其建城时间“相当于二里头晚期”。考古事实是这一时段盘龙城的聚落规模极小,尚无城垣,遗物仅见有陶器、石器和个别小件铜器。那么,与国家文明中心大邑相应的遗存何在?

  关于盘龙城城垣,郭教授介绍,“城内面积只达7.54公顷……后来的考查发现,这个小城只是宫城,即内城,在其相距250—500公尺之外另有外城的痕迹。外城的发掘还没有进行,但目前对外城内面积的评估,应该到达250公顷面积”。所谓“外城”,仅见于当地学者一篇论文,如其所言,未经发掘证实。负责该遗址发掘的机构,迄今未公布过关于此“外城”的任何信息。

  作者又是怎么把庞大的郑州商城比成与盘龙城相仿甚至略小的“边界之城”的呢?“郑邑城内面积到达300公顷……与盘龙城外城面积大致相同”。其书引证宏富,涉及大量最新的考古报告,但作者一定要引用1985年版一本小书中的郑州商城平面图,只因为它仅表现了300公顷(3平方公里)的内城。而见于郭著“参考文献”的2001年版的正式报告和近年研究论著中提及的10余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外城,却只字不提。这样,至少在字面和插图上,达到了“郑邑与盘龙城外城面积大致相同”的效果。在书中的附图上,7公顷多的内城、约250公顷疑似“外城”的盘龙城,被放大到近一个整版,而偌大的郑州商城,则作为比照对象,被压缩到极小。

  郭教授断言:“郑偃(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所发现的兵器、礼器、大墓,往往不及盘龙城的规模”。对于礼制建筑与礼器这类代表文明发展程度的遗存,作者往往弃而不用。如对自己认定的中心大邑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作者只简略提及,却不肯用图,尤其是比较图。仅对比两地出土的最大青铜器的数据便可知端倪:盘龙城出土的最大铜圆鼎,通高55厘米;郑州商城出土的最大铜方鼎,通高100厘米。而在礼制上,方形器较圆形器为重,这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盘龙城中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约公元前1400—前1300年),郭教授本应加以推介,但她却几乎不置一词。因为这不支持其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到盘龙城,东亚最先进的“先楚文化”了无中断的断言。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在长江中游早期文明中毫无踪迹可循。如果说这类建筑也见于同时期的中原二里岗文化,作者会说那是南方大邑影响北方边地的结果。但我们在约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中原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中发现了这类建筑最早的形态,你可以说它们各自独立发明、毫无关联,但却不能说是孙辈影响了祖辈吧?

  类似问题,在郭著中所在多有。诚如郭教授所言,“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我们十分同意这一观点,愿以此自警、自惕,并与学界同道共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http://www.cssn.cn/zm/zm_bjtj/201407/t20140714_12520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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